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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本如何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
信息来源:中国财经报  更新时间:17-09-11 1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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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尚希强调,降成本并不是通过做减法就能实现的,涉及到金融、物流、能源等各部门效率的提高。但由于效率的提高不是立竿见影的,降成本也不能一蹴而就。 

  

  今年上半年以来,国民经济呈现了稳中向好的趋势,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7%,高于预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此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举办的有关报告发布会上称:“现在能够看到成效、且有数据支撑的就是降成本。”

    刘尚希:要综合性、系统性地降成本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肯定降成本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提出降成本要警惕可能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即忽略降成本与防风险的矛盾性。

  据他分析,从要素供给和需求看,要素需求方的成本,对供给方来说就是收入。例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就是收入;融资的财务费用对实体企业来说是成本,对金融企业来说就是收入。从宏观层面看,成本与风险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若不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一味减税,就会涉及到财政风险;降低人工成本,则可能会降低居民的收入水平等。因此,若把成本与要素收入,以及成本与风险结合起来看的话,降成本可能会成为一个“跷跷板”,成本与要素收入、风险之间此消彼长,会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关键是要统筹考虑系统性平衡。也就是说,必须要综合性、系统性地降成本。比如,要降低企业用能用电成本,那电力企业也要降低自身的成本;要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那物流运输企业也要降低自身的成本。

  刘尚希强调,降成本并不是单纯通过做减法就能实现的,提高效率才是根本。这涉及到金融、物流、能源等各部门效率的提高。比如,金融部门的效率提高了,也就为实体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创造了条件。但由于效率的提高不是立竿见影的,降成本也就不能一蹴而就。如果单纯采取做减法的方式,例如,仅将电费降低、运费降低,那么,相关电力、物流企业将无力承担,这样的做法也就不可持续。因此,用短期内降低相关价格来降低企业成本是非常有限的,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则能从根本上实现降成本。

  事实上,所有相关的行业构成了投入产出的链条,普遍的效率提高则意味着链条上企业的成本都降低了。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降成本。因此,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行政办法去降成本。降成本只有和企业转型、产业升级创新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乘数效应”。从根本上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降成本只是一个切入口。他说,当前企业转型遇到的种种困难,需要降低一些不合理成本,最终还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去解决。比如,降低电价主要通过电力体制的改革,融资成本的降低取决于金融市场的高效和机制的健全。

  刘尚希谈道,长期的降成本工作还要考虑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而一味降低各种企业成本,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不能有效提供,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增加。在当前财政收入增幅放缓而财政支出压力不减的情况下,未来减税降费政策的空间会不断收窄,不仅面临着政策难以持续的问题,而且财政风险会不断增加。因此,长期来看,减税降费需进一步完善,以保证政策的可持续性。在这样的前提下,重点仍旧要放在“提效率”上。一是要提升征管效率,以创造减税降费的空间。降税政策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施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或降低税率。“如果能够将效率提升,政府该征的税征到了,也就是说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的差距缩小了,就意味着可以降低名义税率,适当地从制度上、政策上去降税。”刘尚希说。假设现有的税率预期征收100元税费,但实际上只征到70元,同时财政支出安排也是70元的规模,则此时只能将税率维持在100元的水平。若税率维持不变,将征收效率提升到90%,在同样的财政预算安排下,就有空间将税率降低。二是要通过提高财政支出效率来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通俗地讲,就是一块钱当两块钱花。省钱了,就为降税提供了支撑。”他解释道。若能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包括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各方面的支出绩效,就为减税降费创造了空间。如果效率不变,则减税降费的空间就会非常有限。

  此外,刘尚希提出,还应注意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对整个经济交易成本的影响。例如,企业之间款项的相互拖欠,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影响生产效率;企业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引发大量的劳动者进行维权,而导致不能正常工作。“正因为信用不高,金融机构需要担保及抵押以进行贷款,而一系列评估、公证等带来的费用则需要企业承担,无形中提高了融资的成本。”因此,社会诚信水平的提高也会降低经济社会的交易成本。

    白景明:降成本,大多数企业有获得感  

  政府的主动作为,控制了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成本,所以中国的经济才出现了企稳回升向好的态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认为,当前中国的成本变动趋势和发达经济体基本规律是吻合的。在他看来,相比发达经济体同样的历史阶段,由于政府的主动作为,我国在成本控制上做得更好。

  据他介绍,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过程当中的成本结构普遍表现为原材料价格下降、人工成本上升及税收成本的上升、融资成本相对增长率放缓。我国目前的情况同样是原材料成本在下降。即使在目前PPI和普通大宗商品价格水平回升转正的情况下,仍旧与2007年高水平时期有30%到40%的差距。所以,相比较之下,目前的原材料价格还较低,而人工成本是上升的。至于当前的融资成本偏高,则是新兴经济体共有的现象,但是中国的利率水平较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低。而税收成本,则在中国政府主动作为下得到了控制。“根据我们到中部的调研情况分析,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白景明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显示,2016年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通过全面推行营改增,采取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举措,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并且,有63.2%的企业认为成效非常好或者较好,这表明大多数企业认可国家降低税费负担的举措,有一定获得感。调研结果显示,通过中央与地方政府上下合力,各地有差别、有特色的针对性政策,让企业的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用能用地成本和物流成本共6项成本的上升得到缓解,企业消化成本的能力有所提升。

    张锐:企业降成本核心在于创新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张锐向记者介绍说,在企业面对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中,如物流成本、原材料成本、用能用地成本等商业成本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虽然可对市场进行干预,但空间有限。另外,私人成本中受政策变量影响的还有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等。自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以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上下合力之下,这类成本也得到了显著控制。

  政府的举措落地迅速,企业成本的下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却容易落入认识误区。张锐说,企业对政府政策的预期过高,认为降成本仅仅是政府的事,而忽略企业的内部成本控制。

  张锐介绍,企业的内部成本包括企业管理行为和投资行为所带来的成本。如,盲目进行投资等,会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从而导致成本上升。如果企业出现管理失误,则会出现效率低下等状况,从而增加管理成本。他说:“投资失误、管理失误导致成本增加,这是企业的市场化行为,并不能靠政府干预来控制。另外,企业不仅仅要注意显性成本,还要注意隐性成本。比如,企业的内部管理机构过分庞大,导致效率的低下是肯定的。而这一部分成本则是隐性的,需要企业自己去控制。对企业自身来说,降成本的核心是创新,包括产品的创新、管理架构的创新、投资模式的创新等。”

  此外,张锐还提到,“三去一降一补”是系统性的改革工程,降成本和去杠杆是紧密联系的,应同步进行。很多高成本都是由高杠杆引起的。如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且会体现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不能孤立地降成本,要与去杠杆相结合,降低企业的债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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